□ 宋桂芳

  看多了见死不救的医院，骂多了不去救死扶伤的医生，我们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：救人，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。６月１０日，卫生部下发了《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，对危重急诊患者，急诊科应按照“先及时救治，后补交费用”的原则救治，确保急诊救治及时有效。

  这项制度值得褒扬，毕竟，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厘清了医疗机构的公共责任，既有利于为暂时缺钱的危重急诊患者保命，也有利于挽回医疗机构在社会上的公信。医者仁心，悬壶济世，这是老百姓最质朴的愿望。

  仔细想想，“先救治后补费”貌似为老百姓着想，实际上并未有效纾解医院见死不救的症结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：医院见死不救的关键在“钱”上，先救后缴也好，先缴后救也罢，都没有绕得开“钱”上的问题。先后之变，既无减免，也无打折，有点类似于“朝三暮四”的游戏。可惜医院不是吃桃子的猴子，如果救了人之后迟迟收不上钱来，成本问题堆积成山，“先救治后补费”迟早会要了医院的命。为“保命”计，难保医院不会继续“先收费后救治”的传统游戏。

  要让“先救治后补费”真正行得通，需要一个前提，那就是：危重急诊患者本身很富有，但是去医院的时候经常忘了带钱，如此一来，既救了命，也没有拖累医院，皆大欢喜。但是，这种情况几率很小，去医院敢不带钱的比去饭店吃霸王餐的还要稀有。真正指望“先救治后补费”的百姓，大抵属于交不起费用的群体，无非是两种情况：一是分期付款，最终也能慢慢交清，但医院需要为之担负先行成本；二是分期也付不了款，最终成为一笔坏账，只能靠医院割肉填补。时间一长，当医院发现这永远是笔亏本的买卖，“先救治后补费”就成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一纸空文。

  事实上，对于医疗机构见死不救行为，相关法律早有明确说法：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“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，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；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“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”；《执业医师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“对急危患者，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，不得拒绝急救处置”……见死不救既然是无可置喙的违法行为，何至于沦落到退而以规章制度来“要求”？

  答案很简单，我们实在不忍心、也没有办法处罚见死不救的医疗机构。医改之后，人家也是独立市场主体，救人要算成本收益，如果见死不救发现一起关停一家，我们还能找到看病的医院吗？于是这就带来一个悖论：不救人，显然丧失人性；太逼迫医院去救人，医院都得关门。

  眼下，很多地方也针对见死不救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比如广州市《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(修订草案)征求意见稿》提出，对“拒绝收治急、危、重伤病员或延误急、危、重伤病员抢救造成恶劣后果的”，处以五千至一万元的罚款；广西南宁也出台新规，医院见死不救者最高可罚款五万元。诸如此类，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对于一次动辄上万、十数万的抢救，如此“重罚”，也只剩下用心良苦而已。

  救人离不开钱，这个成本如果没有第三方分摊，永远在医院与患者之间博弈，则成了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。“先缴费后救治”可能会要了患者的命，那么，“先救治后补费”会不会要了医院的命？这个问题，除了医患之间互博，更需要职能部门好好回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