◆ 章玉政 著

  “疯”老师之“激烈派第一人”

  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“疯子”，一个是被黄兴称为“章疯子”的章太炎，一个是刘师培，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“黄疯子”的黄侃。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：学问大、脾气怪。

  刘文典与三位均有交往，并与其中两位有着密切的关联：一是安徽公学时期的刘师培，一是日本留学时期的章太炎。他们先后当过刘文典的老师。

  刘文典第一次见到刘师培，是在安徽公学的校园里。那时候，刘师培正因得罪德国洋人和清政府，四处藏身，幸得一位朋友的推荐，带着老婆到了芜湖，在安徽公学、皖江中学等学校任教。

  这个刘师培，可不是一般人物：仪征刘氏，因四代人共同注疏一部《左传》而闻名于世。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集四十年之功编成《〈春秋左氏传〉旧注疏证》长编数十册，对《左传》的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汇总与提升。而后，刘的祖父、父亲都继承家学，逐渐奠定了仪征刘氏在历代经典注疏领域的学术地位。

  盛名之家，实有悲情。仪征刘氏虽然是经学世家，但人丁不旺，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四十岁时才有了这个儿子，自然是当宝贝一样教养。据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回忆，“舅氏生有异像，尻部有一无骨肉尾，长不及寸”，“左足正中有一鲜红方记，如龙眼大小，常于濯足时见之” 。如此异于常人的身体特征，也算是给刘师培的传奇人生一个先天的“标记”。

  刘师培幼承家学，一开始并不热衷高谈阔论，偶尔的狂傲也只表现在对于自身才学的自信上。据梅鹤孙文章描述，刘师培十一岁时，家里人曾取庭前凤仙花为题，命其作诗一首。刘师培一下午就写了六十余首，到了第二天竟凑足了一百首，一时成为亲友间的美谈。刘师培曾放出狂言：“天下文章，在吾扬州耳！”

  １９０２年，刘师培在乡试中举后，认识了上海《神州日报》的主笔王郁人，受其影响，开始倾向于民族革命。１９０３年３月，他干脆直接跑到上海，与蔡元培、章太炎等人订交。章太炎当时正致力于用古文经学驳斥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今文经学，一看到来自江苏仪征的刘师培，当即引为忘年之交。在章太炎的影响下，刘师培很快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政论著作《攘书》和《中国民约精义》，主张“攘除清廷，光复汉族”，并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“光汉”。

  这一年，年仅二十岁的刘师培署“刘光汉”之名，投书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，大骂清朝皇帝康熙、乾隆：“玄烨、弘历诸酋尤为失德，诛亡之惨，淫暴之祸，诚所谓折南山之竹书罪无穷，罄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矣。”

  端方是清朝贵族中具有改良思想的重要成员之一。不过在刘师培看来，无论端方持何种思想，始终是乱华夷族，将他们逐出中原，总是春秋大义，而满族人最明智的行动莫过于“举两湖之疆，归顺汉族”。

  这种书生之言当然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重视，但它对于国人，尤其是像刘文典那样的青年学生，却是触动灵魂的。

  １９０４年，刘师培逐渐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，转变成“排满复汉”战线上的干将。在为《警钟日报》、《中国白话报》等报刊撰写反清革命文字时，刘师培有时候直接署名“激烈派第一人”，振臂高呼，“十八省的河山都被异族人占了去，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，断断不能立国。”

  １９０４年冬，“激烈派第一人”与革命党人林白水、吴旸谷、万福华等人谋划暗杀一再出卖中国主权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，地点选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二楼。没料想，执行任务的万福华临阵心虚，紧张得竟然忘了将手枪上的保险栓拔去，结果枪拔了出来，子弹却打不出来，事情自然败露。刘师培当即仓皇逃走，但还是被巡捕发现，关了一夜。不久后，由刘师培与著名报人林白水共同主笔的《警钟日报》再遭厄运，因所刊的文章痛骂德国侵略者，被当局查封。

  暗杀失败，报纸被封，刘师培在上海已无立身之地，于是跑到浙江秘密活动了一段时间后，化名“金少甫”，经镇江赴芜湖，到李光炯创办的安徽公学担任教员。

  刘文典早年投身革命，与刘师培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。１９０５年前后，正是刘师培学术研究与政治革命的“黄金时代”。他言谈举止之间所流露出的思想和个性，给年轻的刘文典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。

  下回预告

  章太炎一生最大的“辉煌”就是骂人无数，用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话说，可谓“四面树敌，八面威风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