◆ 夏 海 著

  读《论语》思士人 （中）

  士人有节操

  士人有节操。这种节操集中表现在读书人能够临危授命，见利思义。“子张曰：‘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’”子张说，读书人遇到危难能够豁出性命，遇到占有利益能考虑是否正当，祭祀时想着恭敬严肃，居丧时想着悲痛伤心，那就称得上是士人的行为了。按照曾子的理解，士人临危授命是豪气干云的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”即可以托付幼小的孤儿，可以寄予国家的重任，面临生死安危而不动摇屈服。

  按照孔子的要求，士人见利思义，具体表现在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意思是，作为士人，国家政治清明，可以出来做官领取俸禄，这就是见利思义；国家政治黑暗，还去做官领取俸禄，这就是耻辱，是见利忘义。所以，孔子也十分豪迈地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，在我看来就像天上的浮云。

  当然，这种节操有着不同层次的表现。“子贡问曰：‘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’子曰：‘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’曰：‘敢问其次。’曰：‘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’曰：‘敢问其次。’曰：‘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’曰：‘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’子曰：‘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’”弟子子贡问孔子，怎样才能算得上士人。孔子回答，自己言行讲羞耻，出使其他邦国不会完不成国家的使命，就可以叫做士人了。子贡请问次一等的士人。孔子回答，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，乡里的人称赞他尊敬兄长。子贡请问再次一等的士人。孔子回答，说话一定守信用，做事一定讲效果，这虽然是固执不通的小人，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人。子贡又问，现在做官的人怎么样。孔子不屑一顾地说，唉！这些都是器量小见识浅薄的人，算得了什么呢。从这段话可知，诚信是作为士人最基本的要求，然后才是孝悌，才是为官从政。

  这种节操有着“通达”与“闻名”两种不同性质的表现。“子张问：‘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’子曰：‘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’子张对曰：‘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’子曰：‘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’”子张问读书人怎样才能叫做通达呢。孔子反问道，你讲的通达是什么意思。子张回答说，在国家做官一定很闻名，在卿大夫家管事一定很闻名。孔子指出，这叫闻名，不叫通达。所谓通达，就是本性正直，很讲道理，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，善于观察别人的神色，在心中愿意向别人谦让。这种人在国家做官必定行得通，在卿大夫家管事也必定行得通。所谓闻名，就是表面爱好仁德，而行动却与之相反。这种人在国家做官必定为了捞得好名声，在卿大夫家管事必定为了捞得好名声。从这段话可知，读书人的节操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，而是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。

  这种节操还有思利与不思利两种表现。本来孔子就“罕言利”，即很少谈论利。孔子认为，追逐名利的读书人，是不能与之共事的。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意思是，读书人有志于真理和学问，却以吃粗食穿破衣为耻。这种人是不值得和他共事商议的。因此，孔子反复讲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，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，即君子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衣食，君子只担心得不到真理而不担心摆脱不了贫困。孔子还说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！”即读书人假如只留恋安逸的生活，便不配做一个读书人了。孔子最讨厌那种患得患失的读书人。“子曰：‘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不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’”孔子说，浅陋之徒，岂能和他一起做事共事呢。他没有得到这个位子时，就生怕得不到；已经得到了，又生怕失去。假如生怕失去，他就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了。

  由此可见，孔子对读书人的节操是看得很重的，没有节操的读书人，可能比没有知识和学问而有节操的人更坏，这说明读书人首先不是学习知识和追求真理，而是做人。即如现代人经常说的一句话：做官做人先做人，做官做事先做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