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本报评论员 钱飞鸣

  《京华时报》报道称，某航空公司云南支线航班３０日突然临时取消，造成千余名乘客滞留机场。航空公司给出的原因是“天气原因”，乘客从机场打探来的消息则是“机长罢飞”。

  假如“罢飞”的传言属实，那么飞行员与航空公司的角力第一次将普通乘客拖下了水。毫无疑问，这将是最坏的结果：行业“有病”，却让普通乘客遭罪。

  看起来，“罢飞”似乎只是普通的劳资纠纷。但是，劳资纠纷的背后却是尾大不掉的行业病：习惯于计划方式的民航还难以适应放开的市场，这当中固然有体制障碍的存在，也有着既得利益的留恋。

  这场角力的开始，无疑是航空业向民营开放。２００５年，多家民营航空相继开航，飞行员的缺口只有采取“挖角”方式，此类纠纷由此愈演愈烈，所谓的“赔偿金”从几十万演变成现在的动辄千万。激烈的人才争夺掩盖了供求严重不平衡的事实，飞行员培训体系已经远远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。民航总局公布的数据称，“十一五”期间将净增７２５架飞机，为此需要补充飞行员９１００人，业内估计缺口达３０００人。波音公司的预测则称，中国未来２０年需要５．５万名机长。需求如此巨大，供应却极度有限。除了军队退役飞行员这一渠道，身为飞行员供应另一渠道的航校目前仅仅只有五所。制约航校发展的原因，除了行业管理限制，更重要的还有着空域管制。

  可以说，飞行员走俏是需求必然催生的市场现象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解决问题不是从加大供应入手，诸多国有航空采取的应对手段都是行政限制，试图保住既得利益。借助着行业主管部门的力量，诸多有利于资方的管理办法相继出台，然而这些行政干预定下的高额赔偿金并没有“吓”退挑战者，于是“机长集体告假”等等新闻这两年频频出现在报端，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宁肯在家种菜也不愿意开飞机。我们还不难发现，过去的纠纷只属于国有航空，因为民营航空的薪酬可以加倍；现在的纠纷主角也出现了民营航空，因为那些聘请的外籍机长可以享受几倍于国内机长的薪酬。说白了，这些体制内的“坏孩子”要求的只是一个合理的市场定价，毕竟飞机员现在属于稀缺资源。

  这次是“罢飞”，下次会是什么？对于普通乘客而言，前景实在让人担忧。人们更担心的是，在安全重于一切的民航领域，激化的劳资冲突会不会产生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？利益博弈永远存在，但眼下最欠缺的是没有制定出公平的博弈原则。

  一方面是民营航空和国有航空的竞争，打破垄断意味着作为生产要素的飞行人才也可以流动，国有航空不能再利用现有优势制造更多的“玻璃门”。另一方面，这种博弈还发生在飞行员和航空公司之间，缺少依法流动的有序机制，极端事件难免一再发生。关注民航的法律界人士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曾建议，中国应尽快出台《飞行员条例》，飞行员能够建立职业球员一样的“转会制度”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种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回应。